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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里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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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晴朗的日子里,一把阳光洒下来,落在密密匝匝的树叶上,哗的一下变绿了,亮晶晶的绿反溅上去,空气也被染成湖水的颜色。一瞬间,门前那棵大枣树像是被阳光之手推了一把,梦幻般地放大着,向我眼前缓缓移动。枣树下站着一个人,双肩微微下陷,清癯的面容有些朦胧,依稀可见他的手里举着刚刚点燃的香烟。他眯缝着眼睛,久久地向上凝望着什么,然后把烟送到嘴边,目光依然保持在某一点上,直到烟头挨到嘴边,这才收回视线,深深地连着吸了几口,于是,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团由蓝渐白的阳光,袅袅飘进头顶上方的叶缝里。这应该是他留给我的最初的印象,连同他的姿态和他一侧肩上那片被染绿的阳光。一个老作家,一个十六岁就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那个时候,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第二任主任,我是他门下的学生。他的名字叫王愿坚。他站立和我眺望的那个地方,我把它命名为白楼,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教学楼兼宿舍楼。白楼前面,南边一棵枣树,北边一棵枣树。刚入学的时候,还是夏天,午饭后在热浪中滚滚返回,一头扎进枣树下面,顿时换了季节,似乎从枣树的叶子上弹出一阵清凉的风,扑面而来,伸手往脸上抹一把,掌心已经触到秋天。记忆中,在门前树边看见他,只有那一次。在阶梯教室里,他给我们讲的第一课,是短篇小说创作。文学系前几届很多同学都记得他的那个经典的比喻:写小说好比削铅笔,要想笔芯长,就得把外面的木头削短。这句话看似平淡,其实寓意非常深刻,它的表层意思是说,要想突出主干,就必须砍掉枝杈,不能讲废话。它还有一个深层含义,就是去伪存真,作品的生命在于真诚,要写出灵魂深处的东西。他一生中写过很多短篇小说,是当之无愧的短篇小说大师。我后来研读他的作品,不说字字珠玑,确实惜墨如金,比如《粮食的故事》《七根火柴》《支队政委》等,几乎每篇作品都有一个清晰的脉络,感情真挚,催人泪下。我后来给我的学生讲短篇小说创作,也讲“长与短的辩证法”,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我还发明了一个“结构核”,从老主任的作品里解析出用于结构的核心人物或核心事件,使“结构”这个抽象而又见仁见智的概念,变得直观形象。有时候我想,我们的老师不一定天天给我们上课,也许,一堂课甚至一句话,就足以让我们悟出很多道理。就在我们入学的第二年,老主任因病去世。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回到了这个地方。每当我在校园散步,路过这两棵大枣树,我就会停下来,仰起脑袋,看看这两棵高龄枣树,看看那上面如云的枝叶,我总在琢磨,老主任当年站在树前,跟它都说了些什么呢?二这幢楼原本是白色的,一层是当年文学系学员的宿舍,仅在最南头,有一个阶梯教室。教室往北,依次是101室、102室……113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很多人在这里做过白楼梦,梦中鲜花盛开,同窗外红绿相间的脆枣相互映照。很多人在这里做过梦,很多人又带着梦想离开了这里,活跃在中国军内外文坛。而老树依然挺立在这里,年年岁岁,叶荣叶枯。老树确实很老了,树干如墨,皱纹密布,虬枝向天。只是,每到春夏,嫩叶绽放,千万颗太阳滚动在叶子上,玛瑙样的枣果闪烁其间,又是一片蓬勃生机。我曾经听一个同学赞叹,这么老的树,还能结出这么新鲜的果子,简直就是长生不老。那时候,我们听课听累了,写作写累了,就会出门钻进树荫里,呼吸弥漫在大树四周的芬芳,舒展郁闷的肺叶。我经常以大树为圆心绕几圈,慢悠悠的,转着转着,倏忽间停住步子,傻傻的目光空洞地看着一片树叶,突然一拍脑门,大步流星返回宿舍,摊开稿纸,奋笔疾书去了。伴随着跳跃的指尖,那些厚重的深红色的枣子就像无数个精灵在眼前飞舞。不知道有多少灵感、有多少顿悟,就是这样跳进了心里。每天清晨,出操的学生队伍会从大树底下通过,稚嫩的、豪迈的口令声日复一日地倾注到大树的年轮之中。或许,大树也和这些虔诚的学子一样,就从那些年轻的声音和灼热的目光里汲取了思想的营养,因而青春永驻?我们和大树互相滋养着,我们和大树的关系千丝万缕盘根错节。曾记得,那几年的夏天,午饭后,午休前,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散布在大枣树四周,热烈地高谈文学,常常吸引其他系的同学也来加入我们的枣树沙龙。舞蹈系的几个女生,是我们这个沙龙的常客。舞蹈系女生宿舍离我们的白楼很远,但是从饭堂到宿舍,文学系的白楼门前,她们是必然要经过的,可能因为我们门前大树下面有阴凉,也可能不是这个原因。有时候,她们中间的几个会逗留一会儿,同文学系的男生交流艺术。那些女同学好像是百里挑一挑过来的,个个气质高雅,漂亮非凡,事实上她们确实是百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的。有个同学开玩笑说,因为她们的出现,连大枣树也跃跃欲试了,常常在夜里跳芭蕾。据说,文学系第一届学员莫言当年也常常在午饭后散步,并在枣树下面发表醍醐灌顶的演讲,特别擅长同舞蹈系的女生交流艺术。但是据我后来观察,莫言这个人少言寡语,一脸深沉,同女生交流艺术,并非他的强项。只不过人出名了,莫名其妙地就要戴上许多花环或者背上许多黑锅。说起莫言,就不能不说说他住的那个宿舍。一九八四年莫言入学,即被分配在阶梯教室旁边的101室。自从莫言先后获得各类文学奖之后,101室行情一路飙升。我曾经听好几位师兄师弟说过,谁谁当年住在101室,谁谁住在莫言当年住过的床上。二〇一二年秋天,与我同届获得茅奖的柳建伟回学校开会,晚餐中,借着三分酒意,柳师弟拎着酒壶发表讲话,呼吁保留101室,当年他就是住在101室并且就下榻在莫言生活和战斗过的床上。我也借着酒意煞有介事地附和,能不能在保留101室的同时,顺便把102室也保护一下?因为当年我本人是住在102室的。这当然是玩笑话。我们并不认为莫言获奖是因为他当年住过的宿舍“风水好”,因为紧挨阶梯教室而得风气之先,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又能确定这中间就没有一点联系呢?当年,我们这些行伍出身的文学中青年在文学系就读的时候,那是一种怎样的姿态啊,阶梯教室里似乎永远都有激烈的争论,夜深人静的时候,从101室到113室,多数灯火通明。半夜里从楼道里走过,常常听到里面有笔尖戳在稿子上的声音,哒哒哒犹如奔驰的马蹄。因为我们是业余的,是从部队基层来的,也因为我们老大不小了,所以求知欲旺盛,有紧迫感,学习激情和创作激情始终都在燃烧着我们。也许,那一代人苦思冥想挑灯夜战的身影已经映在阶梯教室、101室、102室……113室的记忆深处了;也许,今天,当你走进那些房间,你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火热的气息;也许,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就有一些信息在你的血液里奔突冲撞,呼之欲出。二〇一三年开学典礼后,彭丽媛院长带领我们参观教学楼改造工程。如今的白楼已被粉刷成红色,并成为二号教学楼。就在门前的大枣树下面,院长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请院里把二号楼的阶梯教室给我。院长问分管的副院长,这个教室分配了吗?副院长说,文学系的教室够了,按计划这个教室已经分给其他系了。院长微笑地看着我说,你的教室够了,为什么还要?我说,我想多要一个,这个教室有……传统。院长沉思了片刻说,既然这样,那你就打报告吧。三翻开二十年前的听课笔记,张学恒、朱向前、黄献国、张志忠、刘毅然……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串故事,那时候他们经常出现在教室里,出现在我们的宿舍里,我们的老师同我们就像哥们儿。有时候为了一部稿子,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争论之后还是争论,直到作品发表了,获了奖,依然还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不留情面。我们中许多人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都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时光荏苒,如今他们大都已退休或者临近退休,往事渐行渐远。二〇一二年秋天,学院孙政委找我谈话,宣布调我到文学系工作。离开孙政委办公室后,我带着复杂的心情,来到白楼前面,可是一个熟人也没有了,凄凉中,看见门外的两棵大枣树,这大约就是我二十年后回到军艺之后最早见到的故知。我在树下徘徊很久,虽然它们一言不发,但我感觉到,它们是欢迎我的。有一天晚上加班后回家,刚走到树下,遇见一个老人,从背影看,头发花白,精神矍铄,远看似曾相识,追上去细看,果然是他,我就读时候的老师,史论教研室的主任吕永泽。我当时一阵内疚,我到文学系工作两个多月了,怎么把这个老先生忘了?吕老师患有白内障,三步之外看人都是一个样,而那天居然很快就把我认出来了,连声说,好,好,听说你回到文学系了,好,接上茬了。吕老师说的这个接上茬,我似懂非懂。老先生是特招入伍的,来军艺的时候已经快五十岁了。至今我还记得吕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情景,他风趣地说,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给你们理清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表格,从秦汉文学到隋唐诗歌、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路走来,如数家珍。他授课的神态很有意思,仰首看天,如入无人之境,朗读《山中与裴秀才迪书》,抑扬顿挫,宛若唱歌。我对吕老师的敬重还不止于此。我后来听我的搭档、文学系政委陈存松说,移交老干部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但是到了吕老师那里,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吕老师说,国家有政策,滞留没道理,退休了该移交就移交,有什么为难的。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陈政委说的,说老干部办了移交,系里一般都要表示个意思,可是到了吕老师那里,意思也不让意思。有一次过节,系里让参谋送去三百元过节费,老先生坚辞不受,还把参谋训了一顿,振振有词地说,我已经不上课了,不上课还拿什么钱,无功不受禄你懂不懂?事实上,我的吕老师,一个古稀之年的老学究,退休之后还在上课,至少,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我想,没有人会认为我的吕老师在作秀吧?同吕老师见面之后,我就谋划一件事情,要尽快把我当年的老师们走访一遍。可是没想到,很快又发生了一件让我追悔莫及的事情。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到军艺文学系报到的时候,是政工干事林晓波帮我办的入学手续,那时候她四十来岁,就像保姆似的,负责办理我们日常生活和行政上的一切繁琐事务,事无巨细,非常耐心,同学们对她印象极好。我记得,我都毕业回部队了,她还一次一次地给我打电话,寄毕业证,寄稿费,转寄各种邮件,一丝不苟。二〇一二年年底,曾经打听过林大姐的去处,文学系的老职工徐萨平说,林干事后来调到音乐系了,现在已经退休了。我说抽空带我去看看她,徐萨平支支吾吾欲言又止,我因为初来乍到,工作千头万绪,也就没有多问。今年暑假后我再次向当年的教学参谋苏达仁打听林干事,苏教授一句话让我难受半天,他说林晓波病了,绝症。我说我去看看,苏教授劝阻说,别去了,人在医院里,不像样子了。我踌躇了好几天,终于没去看望。突然又一天,系里开会,苏教授告诉我,林晓波走了。那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告别仪式。林大姐躺在花丛中,曾经悬挂遗像的地方换了一个电子屏幕,上面放映着林大姐的录影,音响播放着《沂蒙颂》深情的旋律,年轻的林大姐翩翩起舞,她的舞姿是那样优美,她的笑容是那样的灿烂。这时候我才知道,林大姐曾经是舞蹈演员,十一岁就进入军艺。她的青春年华,连同她的梦想,全都奉献给军艺了,那些受益者中,也有我。面对林大姐的遗体,我弯下了腰,低下了我的头颅。等我直起腰来,已是泪流满面。今天,写完这篇文章,已是夜深人静了,万籁俱寂。窗外是墨黑墨黑的天,只有那棵落光了叶子的大枣树在秋风中轻轻地摆动。这一刻,我真的相信它是有思想的,是有记忆的,是有情感的,它见证了几代军艺人平凡而庄重的事业,刻录了一代又一代新人的成长。我久久地凝视着它,等待从它身上传递过来的第一缕曙光。届时,一支新的文学部队将从这里列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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