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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想爱谁,朕自己都没有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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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载淳17岁了,按照清朝早婚的习俗,早已过了“成家立业”的年龄,慈禧太后实在没有理由再阻止他结婚了,只好同意为其择婚。经过层层甄选,皇后候选人最后确定为两人:一位是慈禧太后看中的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凤秀之女富察氏;一位是慈安太后看中的蒙古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14岁的富察氏娇憨可掬,还是个稚气未除的大孩子,如果立她为后,会易于自己摆布,这是慈禧太后喜欢她的主要理由。而载淳却与母亲意见不同,他倾心于芳龄19,雍容端庄、成熟持重、诗书娴熟的阿鲁特氏,与他一向敬重的慈安太后不谋而合。但他又怕这样选择会招致母亲的责难,因此,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决断的时刻终于到了,载淳必须用手中的玉如意决断出谁是大清未来的皇后。这事不但事关自己,而且事关国体,让载淳心中非常紧张。他忐忑不安地来到四位待选秀女面前,不知如何决断,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载淳看了一眼慈安太后,她正以鼓励的目光望着自己;再看慈禧太后,那严厉的目光分明是在警告自己。载淳更加紧张了,捧着玉如意的双手不由得颤抖起来。他向太监传了一杯茶,想镇定一下情绪。茶来了,就在他端起茶杯的瞬间,一个灵感突然闪现在脑海中。只见他把手中的茶水猛地向地下一泼。在场的人们大惊失色,以为皇帝发怒了。再看载淳,他神色坚定地面向秀女,让富察氏和阿鲁特氏依次从泼了茶水的地上走过来。富察氏相貌秀丽,极爱干净,值此选后的关键时刻,只见她轻轻提起精美的裙袍,低着头,小心翼翼地从茶水污渍上跨了过来。阿鲁特氏相貌虽不十分漂亮,但雍容端庄,知书达理,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深知在两宫太后和皇帝面前应持的礼仪,对眼前的茶水视而不见,端庄稳重地迈步向前,缓缓从茶水污渍上面走过,茶水玷污了她美丽的裙角,她也全然不理会。这时,载淳说话了:“提衣服的爱衣,不提衣服的知礼。选后取德,选妃取色。因此,我愿立崇绮之女阿鲁特氏为后。”

说着,郑重地将那柄玉如意交到了阿鲁特氏手中。至此,大清皇后的人选就这样确定了。慈禧太后虽然非常生气,但面对这以理服人的选择,她也无可奈何。接着,载淳把选妃的荷包放进了富察氏手中,封她为仅次于皇后的慧妃;又封知府崇龄之女赫舍里氏为瑜嫔;封崇绮之女的亲姑姑阿鲁特氏为珣嫔。载淳终于以“泼茶选后”的智慧遂了心愿。然而,他未曾料到,这违背了母亲意愿的选择,日后竟会给自己和皇后带来巨大的人生悲剧。大婚第二年,18岁的载淳开始亲政。按理,皇帝大婚当年即应亲政,但因母亲不肯放权,只好拖至第二年。主政之初的载淳确有一股奋发向上的热情。他一改过去懒散的习惯,勤于政务,在亲政第三天就下令整顿财务,严禁内务府动支户部款项;他谕令各地整顿厘金,严禁官吏侵渔百姓;他让各省举荐人才,广开言路,以备采用……载淳天真地以为他的兢兢业业能够博得母亲的赞许,让她安心。然而,他想错了。慈禧希望儿子亲政后,仍能像以前那样小心谨慎地服侍自己,事事向她请示、汇报,听她指教。可是,载淳却偏偏不再听命于母亲,他事必躬亲,独理朝政,单独召见大臣,独自裁决军事政务,从不请示汇报。这样一来,自然惹恼了母亲,她不断找碴训斥载淳。载淳对母后干政深恶痛绝,不肯就范,因此母子矛盾日益加深。正当载淳对母亲的管束和干政忍无可忍,绞尽脑汁想摆脱时,机会来了。他从太监处得知,母亲十分想重修圆明园。为讨母亲欢心,并让她从此离开紫禁城,载淳决心重修圆明园。其实,慈禧早在几年前就想重修圆明园,因遭到大臣们强烈反对而未能如愿。她深知此举需要动用巨额资金和大量物料,不得人心,提出来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声望,因此迟迟没有公开主张。这次儿子提议,正可借机了却夙愿,即使遭到攻击,也不关自己的事。果然,重修圆明园的上谕一发布,立即引起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载淳极力坚持,慈禧兴致更甚,不惜亲躬画样,定款式,工程如期动工。但是,此时正值多年战乱之后,国库早已空虚,根本无力支撑如此庞大的工程,重臣们轮番劝谏停工。载淳与他们反复辩驳,震怒之下将十位重臣一起革职。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慈禧太后认为时机已到,便将载淳狠狠教训了一顿,然后恢复了十重臣的爵衔职务。载淳费尽心思,没想到最终得利的是母亲,她借自己之手整治了权倾朝野的恭亲王,又把自己的政治声望狠狠地践踏了一番。一次次政治较量受挫,载淳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傀儡地位,初亲政时的那份激情被亲生母亲的权欲彻底浇灭了。慈禧太后在专权干政的同时,还极力干涉载淳的婚姻生活。载淳婚后与皇后志趣相投,茶余饭后经常谈诗论句,感情真挚深厚,相亲相爱,由此引来慈禧的嫉恨。慈禧一方面给皇后施加压力,冷脸相向,另一方面又推崇慧妃,强迫皇帝移爱。她对载淳说:“慧妃贤明,你应该多加眷顾,好好待她。皇后年少,不懂礼节,不要总到她宫中去,妨碍了政务。”

载淳敢怒不敢言,但仍然我行我素,与皇后形影不离。慈禧见儿子不听话,便派太监监视,查看载淳与后妃同房的记录。只要皇帝与皇后同房,第二天就要训斥皇帝,并变本加厉地折磨皇后。皇后为了让皇帝少遭责难,便有意疏远皇帝。载淳不明就里,反复追问皇后为什么,皇后才哭诉了原委。载淳震怒了,一气之下干脆独居乾清宫,皇后和妃嫔的寝宫都不去了。据传说,苦闷无聊的载淳便是因此开始频繁地微服出宫,遍游酒肆、猎色纵欲。为了避开王公大臣,载淳狎游时不敢去高级的清音小班,只是浪迹于偏僻街巷的茶室小馆,有时也涉足污秽简陋的暗娼小寮。就这样日复一日,乐而忘返,荒淫无度,终于招致恶果,染上了恶病。病痛并没能使载淳的寻欢作乐有所节制,导致其身体素质越来越差,各种病毒乘虚而入。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载淳终于一病不起。他先是头眩胸闷,皮肤出疹,御医一时不敢确诊。因似天花,按此下药,吃后果然全身发出了花疹,御医由此诊断为:“系天花二朝之喜。”

继续治疗。5天之后,载淳病症逐渐减轻,御医诊断为“由险渐化为平之象”。然而,就在这时,母亲慈禧策划了一出夺权的大剧,强逼儿子将统治权交回到她的手中。经此一折腾,载淳本已好转的病情又突然逆转恶化,到11月18日再次发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公元1875年),1月12日,发病后的第37天,同治帝载淳在养心殿东暖阁终于结束了他19年短暂而痛苦的人生。同治皇帝的死与他的众多先辈一样,留下了一个越解越混乱的谜团。也许他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许真的是拈花惹草种祸根,也许纯粹是正常的病亡。不管怎样,一个有个性的皇帝如此短命,仍然让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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