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将对联的创作称之为“属对”。“属”，类也，“对”，配偶也。意思就是以类字配成偶句以成的文体。由此可见其“属对”二字的内涵所在。对联的独立单位是“副”，不能用“首”或“条”等称谓。不管对联字数多少，必须要求上下句字数相等。对仗合理，词性相近。乍看起来，对联这一文体在浩翰如云的传统文学中，是再简约不过的了，它短小精练，易学易会，应用方便，尤其是那些在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春联、婚联之类，似乎持一般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尝试。其实不然。形式的简短，只是就表象而言，若论及对联的创作理论及艺术手法，并不比诗歌简单。对联和格律诗实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对联只有上下两句，而格律诗就不只两句了，对联在精练程度上比格律诗要求的还要高，因此联语中的水分是很少的。一副好的对联，不但要做到语言精练、对仗精巧、意象精深，还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撰写对联难度较大，难度特大的对联，要想对好，比写格律诗要困难得多。有的联语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对好，有的联上联出了，数百年之后，下联仍无人对出，致使在楹坛上出现了“绝对”这一特殊现象。所以，一位作者，只有学识是不够的，必须有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浓郁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一副对联，格调固然重要，但格调只是一种文学技巧，而艺术是文学的灵魂。格调是死的，艺术则是活的，格调给人以外表的美，而艺术则能给人以内在的美。所以，要求作者必须具有诗人的思维力、观察力和感染力。像写诗那样去写对联，要做到立意奇绝、感情真挚、内容含蓄、语言饱满、文辞洗练、构思巧妙、意象清晰、寓意深刻、对仗合理、音律优美，尽量使对联达到诗化的境界。有人认为，写对联比写诗来得容易，其实要真正写好一副对联，并非易事。它和诗歌一样，同样要讲究比兴之法。如果没有艺术的冲动，只是为应付而作，因文造情，其作品绝无艺术生命力。晋朝陆机在他的《文赋》中指出，“诗缘情而绮靡”，指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和言志，这就必须首先做到语言优美而动人，对联亦如此，必须借助于审美形象去表达自身的情绪，还要做到联中有我，即在联中呈现出自己的风格。古人云：“学文者，必先浚文之源，而后究文之法，浚文之源在读书，在养气。”
此乃独到之谈。其中道出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勤学之功，丹华之妙”的深刻道理。此乃书外功夫，是非一般人能体会的了的。清代学者袁枚在谈到文学创作时说：“只可取意，不可取法”，“平居有古人，学习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
对联的创作过程是对语言最精辟的提炼。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对联创作必须充分掌握极度的概括特征，以最精练的形式唤起人们的美感。大的题材可以大写，小题材则要小写，不可无的放矢，无病**。在创作时，既要避免文辞堆砌的阳春白雪，也要避免庸俗直白的下里巴人。沈德潜指出：“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
为此，作者平时要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扩展自己的胸谋，开阔自己的视野，到时候驾驭大的题材就不会无处落笔了。下面谈一谈对联创作中的规则。一、立意诗以意为主，楹联也如此。王夫之在《姜斋诗话》里指出，“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全铺锦帐，寓意则灵。”
意思是楹联中的“题旨”，作者写一副楹联作品，必须要明确歌颂什么，赞美什么，批判什么，总得要有个明确的感情。没有立意在先，再好的文辞、再好的技巧，也只能是文字的堆砌。一副楹联，不仅要寓意明确，还要立意高远、精神。古今名联，或言及风物，或追溯历史，或以文采见长，或以技巧取胜，而成佳构。如明嘉庆进士陈大纲写的湖南岳阳楼联：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此联独辟蹊径，写风景言简意赅，只在出句点破而已。下联笔锋突转，从四面湖山的空旷即而想到万家忧乐，这是全联的主题所在，立意也就在于此。作者若没有真挚的怜悯之心，是绝不会写出这样的联句的。立意，也叫命意，是对联之前提。对联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因此，作品首先要做到主题明确，意象清晰，概念具体。你要写什么，怎么写，均在立意之中。应该说，艺术的提炼往往来源于笔前的立意，点晴之笔往往来自于熟虑的思考和机智的文采。请看山海关一联：群山尽作窥边势大海能销出塞声联语道出“山”、“海”之气势，巧用“窥边”、“出塞”二词，拟戍边将士，透出了山海关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负荷的重要性。作者犹如向人们述说历史，把人们牵回那烽火硝烟的岁月之中。立意可谓高妙、奇绝，被人们视为不可多得的上品。二、取象取象，或称物色，就是选取意象，这是在楹联立意之后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那么什么是意象呢？所谓意象，即是楹联中带有作者主观感情色彩的形象。换句话说，就是作者在构思时直接浮现于头脑中的多种形象，借以表达自己的一种思想情感。平时我们所说的触景生情，这个“景”就是我们说的“象”。请看刘坤一写的题滕王阁联：兴废总关情，看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幸此地湖山无恙古今才一瞬，问江上才人、阁中帝子，比当年风景如何作者在上联巧妙地摄取了“落霞孤鹜”、“秋水长天”、“湖山”等物景，以哲人的眼界，向人们提出了世事兴废的自然规律，下联引出此时与当年的时空差，相比之下，今昔对照，令人在时代的变迁中引发怀古幽情。若无上联出自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定格之景，便不会有下联作者要抒发的感慨之情。作者依稀在告诉人们，“此地湖山”历经风雨沧桑而依然无恙，得来之不易。言外之意，也多少道出了滕王阁的佳丽风光。下联在取象上也用得恰到好处。请看：得好友来如对月有奇书谈胜看花联中的“月”、“花”即是意象，作者借用二者以喻“好友”、“奇书”的价值。如联句中不使用人们所认可的意象，联句则索然无味，如同嚼蜡。在这里，意象的作用不仅仅是比较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能使读者从中产生联想，给人们展开一种广阔、恢宏的艺术空间。因此，一副好联，必须有一较为确切的意象，才能将自己抽象的情感化为具体的形象，使读者感悟到作者真正的立意所在。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认为，感情由于景物的感触而发生，随着景物的不同而变化。因此，山川的壮丽，可以启发作者的文思，触景生情，才能用语言将所要抒发之情描写出来。这样的对联，在风景联、名胜联内，比比皆是，无所不在。请看陈炽所撰九江烟水亭联：胜迹表宫亭，况恰当芦阜南横，大江东去平湖波烟月，谁补种四周杨柳，十里荷花此地乃当年周瑜点将台处，宋代理学家周敦颐曾在此讲学，取“山头水色薄笑烟”诗意，名烟水亭。此联借“芦阜南横”、“大江东去”、“四周杨柳”、“十里荷花”等物象，为读者营造了烟水亭的佳丽胜景。更巧以“况恰当”、“谁补种”二句以成佳构，使得联内景色不虚，触之有物。可使读者神思驰骋于联外，而发怀古之幽情。取象，特别要做到自然、真实。《文心雕龙·原道》云：“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
苏东坡也强调“文理自然”，并自道其文“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这些见解，对于我们的对联创作十分有用。要做到取象的自然真实，首先要对所写的景物或对象要有仔细的观察和研究，对写作对象有深入的了解。请看清人朱蓝坡撰东坡赤壁联：胜迹别嘉鱼，何须订异箴讹，但借江山摅感慨豪情传梦鹤，偶尔吟风弄月，毋将赋咏概平生东坡赤壁古称赤鼻，也称赤鼻矶，在今湖北黄岗县城西门外。宋代大诗人苏东坡隐居此地时，曾作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为与三国“赤壁之战”的赤壁相区别，在清康熙年间重修时，定名为“东坡赤壁”。《阳春白雪》一书在《念奴娇》注释中写道：“‘人道是’者不过是供一般人的说法而怀古，并非东坡不知三国赤壁。”
作者在联中证实了周瑜破曹的赤壁应在湖北嘉鱼县境内。这一点苏轼在《赤壁赋》后记里有“江汉之间，指赤壁者三”，可见他是清楚的。后来一些好事者认为苏东坡弄错了地方，不断有人来“订异箴讹”，作者作此联匡谬，指出苏东坡不过是“借江山摅感慨”而已，作者的看法是正确的。苏东坡是通过作品来表达对祖国河山的挚爱，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虑。作品中所表述的豪爽旷达情怀，才是紧要之处，何必拘泥去考证哪里才是“赤壁之战”的故址呢？从联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对所写对象做了深入的考证。如果不是对历史的深思和熟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如此佳联的。其次是要用语贴切，即不可哗众取宠，也不能堆砌华丽辞藻。所谓用语贴切，就是内容要切人、切事、切地、切情等。比如为一纪念地题联，就必须对历史人物、历史事迹说得恰如其分，使人读之亲切、真实，有个性、针对性，最忌讳的是作品的概念化。如“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革命将士万古流芳”之类的词，美仑美奂，却不着边际，是必须忌讳的。请看安庆市徐锡麟烈士纪念楼联：三、言志舜帝曰：“诗言志，歌咏言。”
这是在说诗体的文学宗旨。楹联也同样如此。孟子亦云：“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意思是讲不了解作者就不可能对其作品有真正的理解，反过来讲，我们可以通过对联了解作者的人品。刘勰在其《文心雕龙·明诗》中首先给诗下了定义，认为“言志”就是“持人情性”，而所含的就是“无邪”的情志，意即健康、真实的思想感情。自古至今，诗人们一直恪守这一格言，认为“言志”是诗的本质，诗不言志，作者无法将自己的理想、抱负、志向、情趣抒发出来，从这一点说，“志”应是诗的灵魂。联与诗同，细细分析，一副好的对联，都是或明或隐地向人们表达自己的心志。“诗言志”应该做两种解释，一是诗必须要言志，二是你不管采取何种手法去写，最终你的志也会在你的作品中流露出来。因为作品是作者思想的外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内在情性、社会经历和语言风格，即使写同一题材，也会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然言志这一宗旨都是统一的。在对联中，有人将旨在抒发自己情致的对联称之为言志联，比如徐悲鸿在解放前写过的一副联：独持偏见一意孤行作者有意利用贬义词组成联句，借以抒发自己追求自我、不与恶势力随波逐流的志向和情怀。联语正气逼人，入木三分，一腔胆识浮于纸上。在写法上，言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的表白，一种是无意的流露。前者如清代彭元瑞写的自勉联：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再有如长篇小说《红岩》中革命志士为牺牲难友龙光章同志献出的一副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魂，死不还家辜鸿铭集苏轼的一副对联则属后者：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周策纵的集词联，似不自觉的无意流露，然而最能看出人物的思想情趣。请看：别来风月为谁留？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啼到春归无寻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孟子在论诗时曾提出过“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两种读书方法，前者是说只有全面理解了作品，才能了解作者的思路；后者是说要读懂某作家的作品，一定对其作者的身世有所了解才行。两者相互为用，会对我们欣赏对联大有帮助。在对联创作过程中，要遵循“诗言志”的宗旨，强调写作态度端正、严肃，因作品一旦写出，便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如处理得不好，轻的闹出笑话，严重者还会带来很坏的社会影响。四、抒情抒情指在作品中抒发内心的思想感情。可“直抒胸臆”，谓直接抒情，亦可“寓情于景”，谓间接抒情。它带有作者鲜明的个性特点，并反映一定时代、一定人群的某种共同感情，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晋朝陆机就指出过“诗缘情”之说。他说的情乃是指人们的心灵意绪，它包括人生悲喜之感，而以真实感人作为其审美之特征。钟嵘在他的《诗品序》中认为，诗歌的感情，乃是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对诗人心灵感召的结果，其中最激发人心的即是悲壮、分别之情，只有这些感情，才适合以诗的形式抒发出来。纵观古今楹品亦然。请看小凤仙挽蔡锷联：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哪堪忧患余生，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小凤仙乃北京一妓女，蔡锷在逆境中与小凤仙结成知己，得到了小凤仙的帮助，脱离袁世凯的囹圄之中。后蔡不幸早逝，小凤仙闻讯后，以联挽之。联语直抒胸臆，感情真切，如泣如诉，此联以抒情见长，可谓一字一调，字字见情，生死离别之情跃然纸上，使人读之扣人心弦，肝肠欲断，实为抒情联中之佳品。请看周作人挽马隅卿联：月夜看灯才一梦雨窗欹枕更何人马隅卿为北大教授，是周的故友。上联写二人前一天还一道观灯，仅隔一个梦（即一夜）就病逝了；下联写自己在风雨中转侧不安的情绪。联语洗练，既不写逝者生平之业绩，也不写自己悲痛欲绝的伤情，而只写一方空间，以小事托出，极富诗意。此深情笃意完全是自寓情于景中道来，此种写法属于间接抒情。还有一种抒情手法既不属于直接抒情，又不属于间接抒情，从字面上看似通篇写景，无一字涉及主观情绪，但作者思想感情已在不尽然中融化在其中了。如山东济南大明湖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联中不掺入任何主观情绪，只将此地现实风景以直接的手法托出，俨然一幅风景优美的山水画。然而我们却不能说作者无“诗兴”之作。试问，如果作者没有热爱祖国，热爱生活的心情，又怎能写出这样饱醮情感、寓意舒展的佳作呢？古人云“一切景语皆情语”即是此理。五、章法章法即指文章的组织结构。一般而言，写对联是无成法可循的。如一旦形成陈规的章法，便会束缚了人们的思维，失去了活力。然一切事物又都有其规律性，鉴于此，古人还是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一般认为，对联的创作理论及美学原则多遵循诗赋骈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这精辟的论述，不仅适用于诗赋骈等文体，自然也是对联的创作理论根据和美学原则。古人对章法的理解，从来就有“只可取意，不可取法，意有真意，法无定法，以古为法，以今为意”的说法（袁枚语）。古人的这一理论，从辩证唯物法的角度去道破真谛。但还是有一家之言，谓诗法之“起、承、转、合”。对于楹联，上四点是否可行呢？窃以为：短联不必苛求，一些长联，不妨可以借鉴。因此，懂得一些作诗章法，是做好对联的关键所在。请看徐达为故邸撰写一联：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问楼外青山，山外白云，何处是唐宫汉阙小苑春回，莺唤起一庭佳丽，看池边绿树，树边红雨，此地有舜日尧天上联前两句从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词中化出，由此引发对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发思古之幽情。此为大处着笔，给读者展开一副风云迭起，辽远壮丽的景象；下联则从小处点墨，从小见大，错落有序，使人观之有物、闻之有声，感情贴切，一“问”一“看”使得起、承、转、合十分得体，叹为观止矣。总之，对联的章法，要应用灵活，要求周密、完整，布局得体，脉胳清晰，还要做到跌宕有致，那种平铺直叙的写法，是无章法可言的，也很少写出较好的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