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炷香的时间内又有几名考生冒雨赶到，看守大门的监门官也没有为难他们，只催促赶紧入内，直到香线燃尽关上贡院大门。
不一会，门外又响起一声呼喊，却是又有一位士子赶到，见贡院大门紧闭，情知不妙，可又不罢休地拍着门，焦急的心情连在内院的考生都能听得真切。 正堂上的盛宏听到外面的动静，微微摇头，淡淡地朝下面的金吾卫百户摆手示意，后者立即意会，命令手下一个小旗带人出去，没多久贡院外的呼喊声便消失了。 内院中的考生，惋惜的有之，暗自高兴的也有之，毕竟少一人考试，自己便能增一分胜算。 庆丰十四年神京乡试便是在这众生像之中缓缓拉开帷幕。 主考官领着一众官员与考生们先给悬挂在堂上的至圣先师画像行三叩首之礼，随后在金吾卫监督下逐一对考生进行搜检。 乡试搜检之严苛，更甚于童试，金吾卫更是守卫神京的十二卫，一个个凶神恶煞，毫不客气，因为若是事后有人被发现科考舞弊，连带着他们也得吃处分。 面对身为皇帝亲军金吾卫，众考生也是敢怒不敢言，一个个披头散发，衣裳不整地走出来。 大夏朝沿袭明制，地方考试为了保证公平，一般由三道程序构成。 首先是担保制度，童生考生员，需要本籍所在官署，一名生员或者两名本县的廪生作保共同作保。生员参加乡试，则需要当地学政以及两名生员共同作保。 如此一来作弊的考生就要承担强大的社会压力，须知古代是一个人情社会，一旦东窗事发，必定牵连他人，自己也声败名裂。 其二则是考场各项制度，从进贡院大门检查号牌，一直到官兵搜身，以及考后糊名，封卷，俱是如此。 最后则是由考官、御史组成的评判和监察制度，大夏朝为了保证公平，增加了“磨勘”环节，也就是考取正榜的考卷要接受复审，然后在张贴正榜的同时还需要公开考生原卷以接受百姓的监督，以此防范被调包等舞弊的漏洞。 “这位小官人请吧。”轮到贾兰搜身时，面前的一位小旗只略略检查了几眼，便堆着笑容放行，令左右考试纷纷侧目。
贾兰见这小旗脸色并无异样，摇了摇头，“谢过这位官兵大哥的好意，可是朝廷制度所在，贾兰不得不遵循。”说罢也不管这小旗与旁人惊讶的目光，自顾自地将身上衣物一一解下展露给左右，连贴身的衣物也是。 又将食盒里的点心拿出一一掰开，笔盒、卷袋等等，以证实里面没有夹带。 “够了，小相公！”
旁边一名总旗连忙上前：“已经可以了！”
“这位大哥，不要为难这位兄弟，他也是一片好心。”
贾兰友好地朝那小旗微微点头，这才提着东西离开。
远处的盛宏在贾兰看着这一幕，暗自点了点头。 贡院的考场分东西两侧，每个考生都能分到一处八尺见方的小房间，比起后世清代贡院那狭隘的空间已经好了很多。 走进考房，很快就有两个监考官带着钥匙走了过来将考房外的木板门锁上，除非是大小解才能放出。 贾兰很幸运没有被分配的所谓的臭号，也不知道是不是考官对贾兰的体恤，不过真要分到这等考房也只能认命，甚至分在臭号考中的人也有不少，无论前明还是本朝都不乏臭号考上的举人进士。 也因此有些考生另辟蹊径，带着特制的鼻塞，专门求的考官将自己分到臭号。 好得很，很有精神！ 贾兰打量了考房四周，暗赞一声神京的贡院还是整修不错的，没有漏风漏雨的情况。 以防万一，贾兰还是将提前准备好的油布挂好，在底下挂上号顶，就是大家熟悉的蚊帐，最后在门上装上门帘防风，这才坐下，将屋里的木炉点着烤了一下身上已经有些湿漉漉的衣服。 此时外面雨势已然停歇，天色不在是漆黑一片，透过门缝已经可以看到天边一抹红霞。 一阵金鸣之声敲响，这是云板的声音，云板是以铜铁或合金铸成，体薄而扁平，周身有云纹，边穿有孔系绳。悬而击之。用以报时、报事或集众。 原著里秦可卿死后宁国府里敲响惊醒凤姐的，便是这云板。 与前明不同，大夏朝从乡试开始一律实行封闭式的考试方式，一旦进入考场，除非自愿放弃，否者只有到第三天才能走出考场。 如此一来考验的就不仅仅是考生的文学功力，还有精神与身体的素质。 这倒成了叠翠书院学生的强项了，毕竟李玄著也教授兵学，叠翠的学生平日里也要练习射箭等小六艺，倒是比那些四体不勤的书生强了不少。 书吏拿着套封装好的试题卷子，从门前的小窗子里丢了进来。 三天的乡试由此展开。 第一天考的制义，分别是四道四书题，以及三道五经题，按惯例四书题最重要，直接关系到录取与否，五经题则是影响录取的名次。 简单的说，就是在科考之中，四书的地位比五经要高。 为何如此？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经过长时间演变，四书和五经的地位已经反转了。 五经是孔子周游列国收集而成，而四书则是孔子之后的儒门中人整理而成的。 汉儒认为五经是孔子亲自整理，其中蕴含了孔子真意，是最纯正的儒家经典，而四书相对而言并不正经。 到了唐宋时期，韩愈掀起了对道统的思考，一直到南宋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彻底奠定了四书的地位。 另一个原因，这就得追述到前文提过古代教育资源不平均的问题了。 因为每个地方治学水平的不一致，导致有些五经根本就没有人选，比如选《春秋》为本经的学生少之又少，导致《春秋》被称为“孤经”。 所以用五经作为录取与否的根据，在评判的标准上很容易产生争议，是以自前明以来，官方一直沿用重四书轻五经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