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王伦在见到梁师成之前,对这位权倾天下的人物还是颇有几分好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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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大凡大奸大恶之人,究其出身来历,莫有平凡者。梁师成在入宫前便能平时“出口成章”,特别是一手蝇头小楷,写得清新隽秀,颇有功力。
他一直想出人头地,但苦于仕途无路。一日偶翻唐史,看到唐朝宦官高力士旦夕侍奉帝王之侧,出入深宫,在朝廷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倒转乾坤,荣华富贵之极,文武百官莫不畏惮,心中十分羡慕。几经考虑之后,他便痛下决心,自阉为宦,入宫当了一名太监。八壹中文網
能狠心割下那么个东东,要说没有狠劲,很少有人会赞同。反正如果让王伦自己切了进宫,哪怕万个好处也不干!
凭着一笔漂亮的毛笔字,梁师成从抄抄写写的小书手逐渐发迹。恰巧徽宗喜爱书法,尤以瘦金体书法名噪一时,于是他投其所好,日夕侍奉徽宗研靡字画,深受赏识。
政和年间,他开始飞黄腾达,先是作为一名太监居然成了“进士”,后又有晋州观察使、节度使等名誉头衔,再后来执掌军事大权,位比宰相。
他祸不祸百姓、把朝野弄得一团糟都不是王伦关注的----天下越乱,越才有他这种人的容身之地。如果天下太平,谁又愿意上梁山呢?
王伦现在想的,就是能通过其把牢里的兄弟们救出来,然后大家平平安安离开京城,仅此而已。
顺便瞻仰一下历史人物。
及至见了,却大失所望。
也就普普通通一个老头,其貌不扬。对方若是不说话,穿着再破旧些,和石碣村里背靠土墙晒太阳的老渔民也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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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过见了梁师成,只揖了揖首----这本是正常交往的标准寒喧动作,和后世的握手差不多。也只说了句:“守道兄,苏某把廖小官人带来了!”
而梁师成身为事实上的宰辅身份,竟然也站起来回了一揖,这小苏先生面子够大的!王伦刚刚迎来一波人出来,看服饰大概在二、三品之间,梁师成都没有抬屁股。
毕竟有求于人,又是人在屋檐下,且值春节,不说些好彩头肯定是不行的。王伦本想入乡随俗也和其他拜年者一样敷衍几句,诸如“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之类的吉祥话。
至于“财源广进、升官晋爵”之类的却又不宜。
虽说梁师成明着暗里贪腐成性,太监从来没有不喜欢钱,却不代表可以明着说,太俗;
升官晋爵么,爵是可以晋的,但官已经无法再升了,毕竟现在已经位极人臣。真要升,只有做皇帝了,那可是大忌。
但是转念一样,自己能为梁师成看好,是因为之前做的三首诗词。自己无官无职,能得其青眼相向,总是认可自己的。
是文采,而非其它。
自己伏低做小,平白的被其看扁了!
不如平辈相交,拿出文人的骨气来----便拍马屁,也要拍得不走寻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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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会则不和钟毓一样。他的仕途远胜于他哥哥,为人有权变、有智谋、有勇力,但终给人很狡猾的感觉。当然,结局也不好,灭蜀后想叛司马昭在蜀中自立,被后者诛族。
王伦用这个典故只是为了衬托梁师成在其心中之威,并为后来峰回路转的夸奖作铺垫。他还巧妙地把其对苏过的尊重移到自己身上了,却毫无维和感。
这么一说,不管先前梁师成和苏过的互动有没有半分兼顾王伦的意思,到这里都得硬生生地默认后者,否则怎么对得起“礼贤下士”这个美好的形容词?
梁师成捋须而笑----其实这是王伦的想象----太监哪来的胡须?只是文学作品里不如此写,不足以表明内心的高兴罢了。
“廖小官人说的有趣,只是梁某岂敢以谦逊自居?请坐,来人,上茶!”
嘴上谦逊,行动上却表明了他对王伦的好感。无移时,人已高坐,茶香已溢满客厅。
“小可谢太傅。只是小可才疏学浅,又名声不彰,太傅何以对小可如此看中?昨夜便担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恐伤太傅之心,故而一夜没有睡好!”
梁师成便作出一番礼贤下士的模样:“廖小官人不必自谦,你作的那三首诗词,现在京中已传遍了。都说是自老儿之后数十年难得的佳作,便是某听了也觉得十分之好!能作出这等锦绣文章的,必非凡人,否则苏贤弟也不会极力向某推荐!”
他都把他老爸拿出来了,王伦这才相信他是真的赞赏自己的“作品”。
是不是很奇怪“老儿”是谁?其实就是父亲,是不是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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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赵彦卫的《云麓漫钞》中提到:“今人称父曰爹,语人则曰老儿。”这种称呼应该是宋朝的时候用的比较多,放在现在,可千万不能这么叫,除非你很抗揍,或者不怕揍。
坊间一直传闻,梁师成的便宜老爸是苏轼,他本人也从不否认,并且“自言苏轼出子”,主动报料说自己是已故大文豪苏东坡的私生子。
为了认这个“爹”,还不惜花钱上赶着巴结苏家的人。苏轼的三子苏过因受到父亲的牵连多次被贬谪,直到宋徽宗继位、苏轼故去,苏过才结束放逐,但仍不得志,梁师成于是大送温暖。
每次来京,必请其入住梁府。“苏学士使一万贯以下不须复”,随便他拿去花,是实。
梁府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他在梁府成为“二主人”,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然,认了爹,也得为爹做些事情。这一点,梁师成倒还值得称道。
在当时,苏轼这个“爹”还有历史问题尚未“平反”,因而并非认了就能拿来说事儿。苏轼的问题出在他的所谓“元佑党人”身份上:宋哲宗绍圣年间为恢复新政,将包括苏轼在内的一大批旧党人物加以贬谪和禁锢,至徽宗一朝,仍是“天下禁诵轼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
梁师成于是以“先臣何罪”向宋徽宗诉冤,结果还真起了作用,自那以后“轼之文乃稍出”,朝廷对其禁锢渐渐有所松动,梁师成终于可以苏轼文章继承人的身份虚张声势了。
不过随着“拼爹”效应的显现,梁师成一发而不可收,后来就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