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尔现将功课登诸日记，尤以起居有恒为主。养生与力学皆从有恒做出，故古人以有恒为作圣之基。余近十年来，亦力守一“恒”字。【曾国藩轶事】曾国藩从举人通过礼部会试得中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甚为优异，被咸丰皇帝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基本实现了旧时代读书人应科举、点翰林的最高理想。居京10年，曾国藩做过吏、礼、兵、刑、工五个部的侍郎。别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花太多功夫在读书上，以为读书差不多已达到了目的，只消钻钻门路，拉拉关系，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当时也确有不少翰林耐不住翰林院这个冷曹的清闲，再也不愿耗精费神去读书进学。曾国藩这位出身湖南农家，秉性淳厚，毫无钻营取巧习气的翰林，却以多病之躯，十数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学习理学典籍及文史精华，融会古文训诂，进德修业，为后来出山做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京城，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请教进德修业之术。在两位师长的教诲下，曾国藩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1.主敬；2.静坐；3.早起；4.读书不二；5.读史；6.谨言；7.养气；8.保身；9.日知所亡；10.月无忘所能；11.作字；12.夜不出门。这个课程表，曾国藩终身行之不辍。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善于言传身教的曾国藩不仅自己持之以恒地进德修业，他也时时将自己对“恒”字的体会与他人分享。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曾国藩写道：“言物行恒，诚身之道也，万化基于此矣。余病根在无恒，故家内琐事，今日立条例，明日仍散漫，下人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
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曾国藩在致诸弟书信中写道：“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咸丰九年（1859）二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致友人易良翰的书信中写道：“舍侄科四、科六辈质地均可造就，惟吾乡读书间断时多，有恒者少，幸得名师诲导，祈于‘有恒’二字加意，一曝十寒，圣贤所诫，乞与寅皆兄、睾山弟讲求可以恒久之道，闽家盛荷。”
然而，曾国藩却从不认为自己已完全践守了“恒”字的标准，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他多次对自己的“无恒”深自劾责。咸丰九年（1859）八月十九日，曾国藩在给友人葛睾山的回信中写道：“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故近于知交门徒及姻戚子弟，必以此二者相告……至于‘有恒’二字，尤不易言。大抵看书与读书，须昼然分为两事……看书宜多、宜速，不速则不能看毕，是无恒也；读书宜精、宜熟，能熟而不能完，是亦无恒也。足下观阅《八家文选》，即须将全部看完，如其中最好欧阳公之文，即将欧文抄袭几篇，切不可将看与读混为一事，尤不可因看之无味，遂不看完，致蹈无恒之弊。”
咸丰九年（1859）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在予其子纪泽的家书中写道：“余平生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弛，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有所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这样的自责之语，在曾国藩的文字中不胜枚举。在做事有恒方面，曾国藩已足为世人楷模了。他之所以对自己如此苛责，因为他的目标是学做圣贤。看来，有恒的确可为作圣之基啊！【智慧解读】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秉赋，即使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鲁钝，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几乎无一不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曾国藩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他之所以由一位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入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对后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他那做事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有个著名的“一万小时定律”：只要经过1万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卓越。假设每天坚持3个小时，那么要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至少需要十年。这和“十年磨一剑”的说法不谋而合。胡适也说：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工作之余，八小时以外，如果你每天看电视、逛论坛、聊八卦，那么十年之后，你最擅长的就是如数家珍地说道别人的成功和失败。如果你每天坚持去做你最喜欢的事，十年之后，已是专家的你完全可以靠这件事在某个领域占得一席之地。成功的奥秘，其实无外乎老生常谈的两个字：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