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鄙意用兵之道，最重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若无自立、推诚二者为本，而徒以智术笼络，即驾驭同里将弁且不能久，况异国之人乎？【曾国藩轶事】曾国藩在谈论用兵之道时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得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
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曾、左同在湖南，常有龃龉。据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小妾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
左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
“小妾”又称“如夫人”，曾国藩科举中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历来深以为耻。左宗棠便以此反唇相讥。还有一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
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毫不示弱，说：“藩臣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
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二人之间互不相下。左宗棠有识略，又直言不讳。咸丰四年，曾国藩初次出兵攻打太平军，败于靖港，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缒城出，省公（曾国藩）舟中，则气息仅属。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嗔目不语。”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不应该的；湖南官绅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地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于缓和。曾国藩一本“诚”字，宽宏大度，不计前嫌，是咸丰十年（1860）后对左宗棠的举荐。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咸丰六年（1856）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后来，左宗棠查办了一起贪污案，遭人陷害，惊动了咸丰帝。咸丰帝听信谗言，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甚至密令湖广总督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都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甚至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宗棠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也奏言不可“引绳批根”。在这种情况下，此案才草草了结。但左宗棠经此变故，深感京中不可久住，打算委身江湖，又忧馋畏讥，不得已，沿江而下，投靠曾国藩。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并与他连日商谈。正在这时，咸丰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守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
曾国藩立即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曾国藩与胡林翼在左宗棠极其潦倒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此段公案中，无处不现一“诚”字。清朝廷接到曾国藩的奏章后，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一个幕僚。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专折为他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左宗棠因此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后曾国藩又恳请朝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同治二年（1863），左被授为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师爷”，一跃成为疆吏大臣，如此飞黄腾达，当然由于他的才能与战功，同时也与曾国藩以诚相待，全力扶持分不开。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真诚地写道：“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智慧解读】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在丁忧平缺期间，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錱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錱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名教、立志杀贼为目标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躬履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作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悚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情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
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