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几茎蛰居在街边的栀子花刚刚绽开一朵娇嫩空灵的馨香，就贪婪那馥郁的绿色，开始疯长欲望。那一片绿色的原野上走来了浪漫诗人徐志摩。谁会想到，一个诗人受泰戈尔乌托邦主义的影响，竟然做起了绿色之梦，开始了农村建设工作。1928年夏，为生活所困的徐志摩，仿佛走进了迷失的深秋，他多么渴望，升起的太阳把窗户打开，让清风如期吹来，和着天空的那朵白云一起去飞翔。阳光满地，乐音悠扬，借你的清澈和坚定，为心灵“杀毒”。徐志摩背上行囊，再次迈出国门，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国外漫游。旅欧期间，他拜访过恩厚之，并共同商议农村建设工作。三个月后，他回到上海。开始着手农村工作，用另一种方式，开始了特殊的浅吟“低唱”。那歌声里的爱，宛若硕大的玫瑰花，布满了乡村大地。1929年1月7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诉他自己已经收到他从多乐芙汇来的200英镑，并谈了自己的农村建设工作进展情况。他的绿色之梦，繁花一样盛开了。徐志摩马不停蹄地奔走，分别在北京和天津见到了张彭春和瞿世英，和他们详谈过了农村工作的计划，并得到了张彭春的赞成和支持。其实早在十年前，张彭春就一直考虑过不少这方面的问题，他说遗憾的是他目前没有时间，因为正值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哥哥在国外旅行，他要负责全盘校务，不过他表示，愿意尽其所能来达成徐志摩和恩厚之的计划。后来，徐志摩又在平民教育协会找到了瞿世英，这个机构所从事的是中国一件严肃的开创性工作。在那里，饱学之士为平民服务，也与群众一道做事。这是值得注意的，对徐志摩来说特别具有启发意义。那个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北方对农村教育以及农村改革工作，进行着十分有价值的实验。这并非意味着可以期望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正当徐志摩他们在努力探索把国家带上轨道的时候，这项工作标志着一个新方向。和煦的冬阳下，徐志摩跑到江苏和浙江两省查看，他告诉恩厚之，他已决定选择后者。理由之一就是浙江省的人较为淳厚，他们多少仍然保留着一点人性的美丽，这是因为常与大自然接触，也是因为与文明污染少有关系之故。徐志摩带着一顶旧草帽，跨进农家破旧的房屋，脚印留在青石板路上，背影消失在幽深的田间陌上，他和几个专长农科并懂得乡村情况的朋友，研究实际的计划。阳光铺展开来，徐志摩看着一畦稻禾以碧绿的声音，敲响了乡村深处的真诚和朴实。同年的3月5日，徐志摩在致恩厚之的信中，告知建设中国农村基地之事无法实现，因为治安没有保障，绑票、抢劫蔓延全国。徐志摩陷入悲观失望之中。他坐在夜色里，等候达廷顿的消息。回忆如同一扇打开的窗子，让他看到了恩厚之的那个地方“是一圈灿烂异常的光明，是至美的化身，而这光与美，在今天的中国已备受摧残。”
他仿佛看见达河有出没的鲑鱼，有着沉稳的游动的姿势；而德温晨曦的光艳，在恩厚之的花园古堡中悠久的垒垒磐石上处处漫染，倍觉明丽生辉；那里有的是赏心悦目的柔雅风情。更值得一提的，同时也是徐志摩最想实现的目标，就是“在恩厚之那里生活的人群，他们真挚和乐之情，在各人脸上互相辉映，这种比朝阳更伟大的光华，就证明了生气勃勃的理想超然卓立这个事实”。无限的诗思情意，沁透了徐志摩的心魂。而眼前的现实环境，却让他无比的痛苦：“这里所见的不是高贵而是卑鄙，不是友谊合作而是敌意和相咬相吞，不是朝气勃勃的原则而是僵化害人的教条；这一切都像行尸走肉，到处为患，要把整个国家带进更大的灾难，也把人的灵魂中的创造活泉闭塞。现在有些省份已经沦为民生极度凋敝的人间地狱。”
他回忆起曾亲眼看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北方，每每念及那边的情形，他的血液会骤然变冷。他想到“那些饿到不成人形的孩子为地藓青苔而打斗，只要他们瘦骨嶙峋的双手能在石缝中挖到一点点，就立刻往口里送。”
他在给恩厚之的信中写道：“天平的一头是那些毫无心肝的统治者，另一头是那些默然受苦的民众。这种情形一定会导致即将来临的滔天灾难。即使那些知识阶级的人士（他们是一班毫无能力的人）也似乎疲塌到一个恹恹无神的地步；他们没有勇气去承担任何责任，只是默然地希祈人性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一个活在中国的人抵御悲观和战胜沮丧是很不容易的。他没有办法抓到一样可以持守的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到同气相投的朋友，去为人生中较崇高，但在目前较少实效的事业一起努力奋斗。所以活在中国算不得活在世界，因为好像泰戈尔在《飞鸟集》中说过，只有在爱这世界的时候才是活在这世界。”
徐志摩真希望有一个中国人能爱他在今天所见的中国，但事实上却不可能。恩厚之的回信流露出的厚意和期望，让徐志摩深感痛苦。环境的黑暗是无可讳言的。他有幸在达廷顿以及山迪尼基顿从恩厚之和泰戈尔身上把灵感和鼓舞带回中国，可惜这些伟大的事物，都在毫无希望的时日和人事推移中渐渐黯然无光了。徐志摩痴心的梦想，没有实现的机会。当时的中国治安极其糟糕，江、浙两省以及南京城附近，也是如此。绑票和抢劫犯罪，比比皆是，法律形同虚设。上海生活味同嚼蜡。可恨可厌的现实，哪怕拂袖他往，都难于登天。无路可逃的痛苦，让徐志摩的绿色之梦搁浅了，陷入身不由己的境地。他听到了岁月之声在龟裂的墙中苏醒的声音。他的生命之树，还会在春天的土地上复苏吗？春天的时候，泰戈尔重临上海，徐志摩为这个预料不到的喜讯欢欣鼓舞。就像没有预约的山风揩拭柔美的乐章，一片片烛焰浅摇一张张笑脸，惬意从歌声漾开，诗情在心间穿越。泰戈尔一行人在徐志摩家里住了两天，然后赴日本和美国。在归程时，他们又在徐志摩家逗留两天，6月13日回印度。由于美国之行，损坏了泰戈尔的健康，他显得疲弱、憔悴。旅途的劳顿，事事的不如意，美国人的做法让他生气，身边没有恩厚之的悉心照顾，也让他倍觉凄寂。泰戈尔对徐志摩说到恩厚之，很是动情，眼中蕴着泪水。无限温情，溢于言表。徐志摩大为感动。泰戈尔说：“厚之是个伟人，他有个伟大的心。我对他怀有最大的爱念和敬意。说起来不免惭愧，但事实上他的深思和我自己同胞的浮浅，相去真不可以道理计。他对事情的体会十分精到。世上真正懂得我心思意旨的人，他可能是仅有的一个。他在达廷顿做得有声有色。他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理想主义者；他把理想和他的荦荦大才结合起来。在他身上我寄以极大的希望和信心。由于不能在旅途上从加拿大转往英国，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切盼和他见面，享受重聚之乐。你一定要写信把我亲切的思念传递给他。”
那轮新月终于升起来了，徐志摩感受到了泰戈尔的深情厚谊，困厄已久的情思，扎起一朵朵腾飞的梦，遮蔽了岁月流淌的年轮。他写信给恩厚之，告诉他泰戈尔会再见他的，时间大概在冬天。虽然泰戈尔身体衰老，但还是努力不懈地写他的讲稿，盼望准时完成，可以赶上冬天牛津大学的基尔福学术演讲会。泰戈尔对徐志摩叹道：“我要努力工作，我在世日子不多了。我一定要赶快完成我的工作，我发觉自己还有要讲的话，这是值得高兴的；不过，讲话也是一个负担。我必须在未死之先亲身作这次演讲。我的讲题是‘神圣的人格’。你会看见我演讲的内容在灵感和智慧两方面都不会是空洞贫乏的。”
世界大文豪，你可知道，徐志摩真盼望着你早日恢复健康，顺利启程赴英。和泰戈尔在一起的日子，每一片绿色的叶子，都记载了兴奋和情义，向上攀附的感怀和篝火燃亮了渴望，那是心灵神韵辉煌的意蕴与馨香。火光穿透了身体，晶莹如玉，丰绕的岁月洗尽了所有的尘埃。在上海，徐志摩陪泰戈尔见了一些老朋友，如胡适和蒋百里等。对梁启超的早逝，泰戈尔无限伤怀，也因张君劢不幸被人绑架而深感难过。徐志摩在给恩厚之的信中说道：“会很难相信这些事情竟会一一发生的，但却居然发生了。那个两袖清风、几乎是一贫如洗的学者，去年还要出卖他的书籍，就是他仅有的财产，才能维持家计，而他却的的确确遭遇这场历时足足三周的无妄之灾。在这段日子中，他所忍受的一切比一般囚犯所过的生活更坏上数倍。所以，若问中国现况如何，这是多余的问题了，因为连干绑票这一行的人，也这样史无前例地不把‘盗亦有道’作为一种行规遵守，那还有什么话说呢！在许多事情上，中国的情况还比不上印度。理想都死了；也是非死不可的。”
徐志摩从达廷顿和山迪尼基顿带回中国的远景和朝气，如今已日渐销毁，凄然无助。一切所有，都似乎在一个机能失调的社会被邪恶的势力掳掠殆尽。整个中国没有一处治安是有保障的。风吹过旷野，月下打坐的徐志摩，将轻盈的思绪交给了苍茫，他的绿色之梦，像一朵开败的花，颓然凋落，诗意却成为阳光下鲜亮的音符。那是他在寒风中，内心轻轻飘拂的淡淡的忧伤和插上翅膀的希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