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语录】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欲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曾国藩轶事】曾国藩力戒名利之心太重，不过，其实他在理念和行动上有时也自相矛盾。比如他赞赏“缺欠美”，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对于成功，他也认为：人只能成就一二件事，不可能诸事都如己愿，但事实上，曾国藩又是一个追求完善的人。当他剿捻失败后，说自己应该在攻取天京后激流勇退，不应在完美的仕宦生涯中再有“画蛇添足之笔”，则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不愿再看到失败。同治十年（1871）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欲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不多是一件无法摆脱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而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最大耻辱。曾国藩经受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当然不能免俗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然而作为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他认识到这两者的危害并决心克服它们。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做全其德而神不亏。”
这样心情神宁，莫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
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之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石厉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荡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汲于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致。曾国藩身处名利场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说：“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也就有了原因但没有结果的事情。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辩已忘言。’”【智慧解读】“恬淡为上，胜而不美”。后人对这种“心神恬适”的意境推崇备至，一如香山居士的“身心转恬泰，烟景弥淡泊”，就是对“心无杂念、凝神安适、不拘得失”这种淡泊意念的诠释和传承。曾国藩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万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道家精髓。名利乃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得之正道，所得便可喜，用之正道，钱财便助人成就好事。如果做了名利的努力，将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甚至为了名利忘了义理，为一得失不惜毁了容颜、丢掉性命，那也就是为物所役，倒不如无此一物了。所以前人说，人这一生可留意于物，但绝不可留恋于物，更不可为物所役，可见，锁住贪欲是非常必要的。洪应明在《菜根谭》中也曾写道：“作人无甚高远事业，摆脱得俗情，便入名流；为学无甚增益功夫，减除得物累，便超圣境。”
意在告诫世人：做人并不一定需要成就什么了不起的事业，能够摆脱世俗的功名利禄，就可跻身于名流；做学问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能够去掉名利的束缚，便进入了圣贤的境界。